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将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期来看，减排目标的实现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但是短期内的减排则只能靠限制高排放部门的发展来实现。因此，短期内的强制减排需要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因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本质上是个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必然关系到不同国家之间、行业之间、人群之间的利益调整和再分配，因而是个高度敏感、十分复杂的难题（丁仲礼，2009）。在联合国框架公约（UNFCCC）约束下，从1995年起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COP），讨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承担的减排责任及减排目标。同时，对不同减排目标下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减排方案的成本代价等展开激烈的讨论。实施减排行动会付出多大的成本代价，带来多少节能和减排的效果，已经成为研究减排技术、减排目标分配、低碳减排路线等一系列问题的核心。

事实上，各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同，其减排的代价存在巨大差异；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单位减排成本及减排相对经济增长的损失程度也不同。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节能目标是到2010年比2005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为了实现该目标所付出的减排成本，将从中央财政收入中弥补。2008～2010年我国用于节能环保的财政增量支出占每年的中央财政增量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1%、4.4%和4.4%，从近期公布的《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收入/支出预算表》来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