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根本上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重要举措。易地扶贫搬迁蕴藏了“可持续生计”的大智慧，是可持续生计理论在我国扶贫工作中的生动实践，同时它又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背景下又开拓了扶贫的新方法和新手段，进一步充实和拓展了可持续生计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减贫理论体系，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提供了实践和理论经验。鉴于此，减贫研究数据库从可持续生计理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逻辑与可持续生计、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生计效应、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的政策建议等方面精选库内资源，助力把握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农户生计影响及后续防规模性返贫效应。

可持续生计理论内涵与方法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FID模型）建立在一众学者如Sen、Chambers和Conway以及Scoones和Carney等对贫困性质进行理解的理论基础上，并将他们的工作规范化，使之成为一套单独的、可以共享的发展和规划方法。DFID模型揭示了一个理解贫困的概念框架，同时指出消除贫困的潜在机会。下图显示出农户通过有效配置其资产、权利和可能的策略去追寻某种生计出路的途径。从图上可以看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本、转换结构和过程、生计策略以及生计产出五部分组成，各组成要素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但不表示简单的从属关系或因果联系。具体来说，脆弱性背景下的冲击、趋势和季节性既可以塑造生计资本，也可以给生计资本带来损伤，政府和私人部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物质资本）、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制度建设（社会资本）也是生计资本生成的过程，同时法律政策和文化制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源拥有和响应以及生计策略反馈的程度进行调节。当人们拥有较多生计资本时，往往赋予其更多选择的权利并具备利用一些政策措施确保自身生计安全的能力，而生计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获取福祉的能力，不同的资本组合会导致不同的生计产出。  

        大多数实践中的生计方式通常被认为可以更好地掌握生计的复杂性，理解生计方法对贫困的影响以及识别如何采取合适的干预措施。随着农户生计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减贫与农村发展问题和全球变化领域中的人文社科领域。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指导框架，抑或针对某一特定国家、区域、部门或问题进行研究，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都为研究微观农户的决策和行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指导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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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政策逻辑与可持续生计

        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实践中的经验以及国家层面对易地扶贫搬迁提出的目标要求，将易地扶贫搬迁分为“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能脱贫”、“可融合”和“可持续”六个阶段和环节，分别对应六大子系统，如下图所示。

        其中核心部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搬得出”“稳得住”“能就业”三个子系统，围绕搬迁、安置、稳定和就业等工作，主要解决收入贫困问题，帮助搬迁对象达到国家贫困标准；第二层次是“能脱贫”和“可融合”两个子系统，围绕搬迁对象生计转型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安置点产业发展等工作，主要解决资源/机会贫困问题，帮助搬迁对象获得发展的资源与机会，重塑或拓展搬迁对象的社会网络，帮助搬迁对象彻底摆脱贫困陷阱，实现不再返贫的目标；第三层次是“可持续”子系统，围绕搬迁对象知识技能培训、引导思想观念转变和培养多元增收渠道等工作，结合所获得的发展资源与机会，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子系统代表着易地扶贫搬迁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在提高搬迁对象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帮助其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搬迁对象选择的自由和发展的自由，同时以人为中心，促进区域发展平衡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外侧是易地扶贫搬迁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除此之外易地扶贫搬迁还需要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力量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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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生计效应

        第一，自愿性搬迁项目的增收效应非常明显，而非自愿搬迁对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净效应并不显著。首先，自愿性搬迁对人均农林种植纯收入和人均家畜养殖纯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其次，自愿性搬迁项目对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力转移为参与移民搬迁工程积累了一定的初始资金，另一方面农户家庭通过增加劳务输出寻求收益最大化和偿还债务的途径，最终实现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与自愿性搬迁不同，非自愿搬迁对农户各分项收入分别有正、负相反的效应，从而相互之间抵消或者削弱，因此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净效应不显著。但是，人均农林种植纯收入显示出显著的负向冲击效应。

       第二，自愿性和非自愿搬迁对农户收入均有间接影响。首先，两者均显著降低了农户单位耕地农作物产量，但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户家庭在打工方面的收入，因而对家庭现金收入比例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次，自愿性和非自愿搬迁对收入多样性指数有显著负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促使部分搬迁户放弃从事农林种植、家畜养殖或非农经营活动，导致收入结构的不稳定，但该影响程度较小，对农户收入结构的调整比较轻微。最后，两种搬迁类型对农户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作用截然相反，自愿性搬迁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降低作用，而非自愿搬迁对升高农户家庭贫困发生率有显著作用。

       第三，短期搬迁对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长期搬迁对农户人均纯收入没有影响，但两者对农户收入都有间接影响。短期搬迁对人均外出务工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推测参与短期搬迁的农户可能早在移民搬迁工程实施之前就开始外出务工，与移民搬迁无关。至于家庭资产，可能是短期内移民搬迁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贫困农户生产能力的作用尚未显现出来，农户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的积累非常有限。可能是长期搬迁农户的口粮需求比较稳定，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收入结构，其对单位耕地农作物产量没有显著影响。特别地，长期搬迁对贫困发生率也没有显著影响，这是短期搬迁比长期搬迁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效应的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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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可持续的政策建议

        确保同步实现移民生计策略的调整和优化，扎实推进移民搬迁农户在迁入地逐步“能致富”。

       第一，促进农户生计方式向非农转变。在移民搬迁项目实施地，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得以重新配置，农户生计方式逐渐转向外出务工。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移民劳动力培训的力度，帮助他们尽快提升自身能力，鼓励劳动力逐步向外转移；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帮助移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通过多种渠道安置移民。例如吸收当地劳动力参与移民工程的建筑、动迁、建材等生产工作，安排一批劳动密集型项目，利用宏观产业政策的杠杆作用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往移民安置社区，引进食品加工、茶叶生产、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给予农户银行贷款和税费优惠等措施。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调查区域人均农林种植纯收入和家畜养殖纯收入占总纯收入的比重都非常小。作为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的现实选择，贫困山区应该促进农户以上两类收入的增加。同时，需要加强农林业和畜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和农户经营提供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不断改善农业基础生产条件，努力优化当前农业产业结构，加快提升农畜产品的附加值。

       第三，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时代背景下，贫困山区应该因地制宜，争取同时开展和实施多种宽领域、多层次、整体式的开发式扶贫项目和救助式社会保障政策，依托移民搬迁的政策效应和有力支持，实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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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时间：2024-0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