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当代的急剧扩张以及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纷纷走向市场经济，波兰尼称之为“大转变”的时代已然到来。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市场”的发育史。“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特别是国家在“重商主义”政策引导下开展的有计划的干预，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等原本不属于商品的范畴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旋涡，把它们变成“虚构的商品”。如此一来，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市场与社会的真实关系，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社会”，市场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人类的基本生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我调节市场”的不断扩展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不断压缩构成了当下全球化过程的主旋律。人类社会中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生存状况都发生了深刻改变。

但是，世界的改变还远不止此。在那些放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秩序可以说正从“总体性秩序”向“公民秩序”转变（Burawoy，2000：649）。在布洛维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可以理解为“第二次大转变”。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作为现存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市场转型社会，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刻都令人瞠目结舌。整个社会的生计模式，基本的社会安排、社会框架以及阶级、阶层结构都在发生变化，进行着重构（沈原，2007：171）。

在这个一切皆“被重构”的时代，把个人行动和个人选择直接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中明确提出要关注底层民众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