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有关于经济全球化与所得不平等恶化、劳工平均生活水平降低以及劳工阶级集体团结权力弱化的相关性，已引起社会科学界许多的讨论。这个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是否随着贸易、生产、金融及劳动力移动等面向的全球化而使得台湾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之间薪资所得差距有拉大的现象。许多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不平等成长趋势之间存在着内部的因果关系（Moody，1998；Ravallion，Shaohua，1997；Wade，2003；Wood，1995）关于全球化是否会引发各国（地区）彼此间的不平等，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个是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UNDP，1999），另一个则是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最近所进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国家（地区）间的所得不平等从1960年代晚期到1997年为止已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相关的讨论请参考吕建德（2004）。。如同吕建德（2001）在分析相关文献后所提出的，有三个因素可以来解释这个机制：一方面，由于国家（地区）之间减税的竞争，造成国家（地区）透过税制来维持社会平等的能力已经逐渐被侵蚀。其次是国家（地区）在若干社会与劳动保障体系等（非市场或去商品化）的福利支出与服务的删减措施。最后，劳动市场条件可能被全球化的力量形塑和重新建构，且会导致不同部门劳动者的结构分化。透过以上三个机制，全球化导致了某些社会弱势群体在生活资源上的丧失，使他们比起其他团体更容易受到冲击。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本文试图探讨劳动阶级内部差异的扩大与全球化趋势的相关性机制为何。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分析台湾的案例。在过去三十年当中，亚洲“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