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整体生存环境，使其难以凭借国际交往——包括贸易乃至战争等手段获取民生必需的生存资料，只能自行解决国计民生所需的基本需求。而要靠国内资源解决吃、穿、住、用、行等问题，只有首先从事农业一途。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数量，也决定了非农人口就业和生活的数量，以及各个产业之间的分工程度问题。中国的自然环境为发展农业提供了较好的先天条件：黄土土壤的特性对北方农作物生长、南方多水的特性对南方农作物的生长都有利。这种土壤和水文条件同时也利于发展小规模的家庭生产。这就使得中国先民们具有生存和生产的得天独厚之利：可以以相对便利、省工和低成本的生产方式去发展人民最需要的产业——农业。这一点带来的便利，促使中国在世界古代史上远胜他国，独领风骚三千年。

根本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中华民族求生存动力导致的小农家庭极顽强的、任何力量难以阻止的自发性和凝聚力，推动它生成了对国情高度适应的内部机制，使其极具生命力和扩张力，这使中国自秦汉开始逐步扩张为统一的大帝国，并借助于精耕细作的技术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不足、地力衰竭、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的粮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然而，任何人类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不能超越自然界的基本规律——有限自然物质、能源条件对一切生物生存发展的限制。小农家庭生产在低成本和高效生产的同时，一方面促使人口的大量繁殖，另一方面又大大加剧了耕地紧张。在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上层利益集团无从约束自身行为的经济政治格局中，不能不导致阶级斗争激化。同时，随着时代迁移，粮食种植与畜牧业等之间、农作物与其他生物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张力趋于强化，从而影响到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漫长的历史中，以上诸方面的种种矛盾，是通过周期性的社会大冲突，以改朝换代形式来缓解的，这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环境提供的物质条件不能满足人口生存、导致损耗自然环境与人类谋生之矛盾的周期性冲突。在清代的中晚期，中国已经到了历史上人口与资源比例最为紧张时期，社会大冲突迫在眉睫。这预示着，虽然以一乱一治的数千年传统方式继续中国的历史仍有可能，但空前尖锐的自然与社会双重压力，很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能否再现往日的辉煌抱有乐观。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与很快发生的太平天国大起义汇合，中国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掀开了历史的全新一页，迈入近代。

林刚:林刚 1948年1月出生，祖籍福建福州。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67届毕业，旋下乡插队。1983年新疆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南京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退休前，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历史和现时中的农村、农民家庭与城市、工商业关系等。主要成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合著）、《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李集村：农民生产和生活的60年变迁》、《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合著）、《动雷村：对湘西山区环境生态与社会生态问题的一个调查》（合著）、《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合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合编）等著作，《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问题》《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等专题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