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在一个集权国家中的流通和使用，一方面意味着政府为企业、社会成员和其他行动者提供便利和福利，并以此为标准统一个体和社会组织原本可能形态各异的信用权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可贷资金的流动性，是为其“造血功能”。另一方面意味着企业、社会成员和其他行动者对政府信用标准的认同和遵循这一标准形成的不同程度的信用占有及运作权力的空间、能力与知识，以及相互侵占和剥夺的可能及实现，是为其“嗜血本性”。如果货币的运转是没有交易费用的，那么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引入就没有必要；造血功能能够很好地发挥，而嗜血本性能够很好地受到约束。但现实世界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科斯，1993），金融市场化可以理解为经济运行降低交易费用的必然要求。在货币政策执行的组织体系中，随着我国三十多年来的金融改革，市场因素和力量增长迅速，形成了以经营主体市场化和利率（货币价格）市场化为重心的金融市场化（有时也被称为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改革趋势。对一个以货币集权为背景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化而言，经营主体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经营主体市场化相对而言更具基础性和优先性。我国金融市场中经营主体市场性力量的萌发和强化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有计划地推动该领域市场化的结果。从原来大一统的体系，到如今多主体、多利益格局的形成，金融经营主体的市场化经历了主体建构、竞争机制引入、多种资本成分混合的一系列过程（黄达，2000）。不过，值得重视的是，金融的造血功能与嗜血本性是齐头并进的。如果金融经营主体的经营风险借由市场化可以转嫁给政府和民众，而利得只是让少数经营者和监管者享有，那么金融系统的嗜血本性就会被放大，而一些政策的执行也会被扭曲。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化的推进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它的本质原因为何？受哪些因素制约？边界在什么地方？有哪些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应该遵循的原则？本文将尝试回应这些问题。为了让问题更集中，下文首先从理论上考察中国金融市场化的层级性和边界性；之后，以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市场为例，进行一定程度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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