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管理学者P. Drucker在《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提到：将来，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增长，一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如救助穷人、弱势者、无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种则是“小区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而这种需求或许会增长得更快（傅振焜译，1994；江明修、王俊元，2002），前者因范围较狭窄而往往被视为传统的慈善工作，后者是较全面的社会正向改造，因而可以统称社会公益。

台湾的社会经济结构，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急剧变迁，由原本以初级产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变迁到以制造、贸易为动力的工商社会，经济结构大幅度的改变，加上乡村人口往都市集中速度高于都市建设的脚步，居住质量及空间日趋恶化、人与人之间渐趋冷漠，加上早期政府的小区政策不足，着重在硬件建设而忽略“民众生活内涵及参与意识”等种种外在因素下，使地区文化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渐没落，居民缺乏共同体意识及小区认同。因此，文化建设委员会于1994年提出“小区总体营造政策”，旨在调动小区中的既有资源，通过居民的自觉与小区民众的自主参与，鼓吹小区自助与互助的精神，运用小区本身的资源去提高生活素质，借以培养居民对小区的归属感，减低小区疏离感，通过参与加强小区的自立能力（self- reliance ability）及小区整合（community integration），使生活质量得以提升，文化产业经济再行复苏，进而促使小区活力再现。而政府以小区自主及由下而上的基本原则，先由外部政策带领刺激，引发居民对于自我权利与地方事务的关心，再渐进式地由民众来主导小区营造的进行，使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