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一章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近代以来基层政权的各种变迁，其外部动因在于试图加强国家的控制能力。但是从社会基层的表面上看，虽然相继设置了与国家结构相当的各类机构并授权其行使类似的职能，这似乎和“国家政权建设”同步进行，然实际上，这种意图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效。国家在建立基层机构的同时，并没有能够真正扩张以国家权威为中心的统一管制权力，也没有在基层政权之外寻找到自己所赖的权力基础，因此基层社会近代以来出现的结构变化，并没有在国家新政权深入的企图下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所做的，只是转变了基层权威权力来源的方向——由基层社会转变为官方行政系统，但这仍不是治理权限的重新布局，而是在保持原有支配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转变地方权威的角色获得更多的农产资源，以便满足充饥城市的需要。

50年代政府征收农业税费的实质不是参与地租分配，或为公共产品开支提供财政支持，而是国家要掌握足够的粮食。温铁军、朱守银：《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经济信息网（www.cei.gov.cn），1999。

国家的治理仍然沿用了多年来的方式，对其主权地位的象征性承认和整体的文化整合，仅要求地方接受国家发出的精神和原则，而将社会治理的基本任务交给地方。因而，地方机构在设置形式上建立了与国家治理的相似结构，但这些机构在观念上仍为基层的“自主”地盘。基层权威的基本治理原则并没有因此获得实质性改造，相反，自上而下的授权，进一步破坏了地方体权威生存必需的所赖、与共同体的一体性质，使他们逐渐脱离了与地方体的利益联系、割断了来自地方体内部的权威来源，地方权威和共同体社会的利益分离进一步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近代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