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状况的区域差异及造成区域差异的原因，是当前国内学术界与政策研究部门共同的难题。构成当前中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原因，不仅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自上而下行政推动力量的差异有关，而且与不同农村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的差异有关。本文试图从农民公私观念的区域差异及以公私观念为基础的行动逻辑的区域差异角度，来讨论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内生基础。

引论

对于当前全国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的解释，侧重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方政府实施中央政策措施力度不平衡两个方面。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土地升值较快，传统农业已经不再重要，乡村治理的面貌既不同于传统农村，也不同于中西部农村。王汉生等人在1990年即依据农村工业化水平和集体化程度，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类型，王汉生等：《工业化与社会分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与社会》1990年第4期。王晓毅在1993年提出，决定农村发展模式的实质因素是权力分化的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此外，李国庆在《内发的村庄》一书导论中，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村落类型的划分做了很好的综述。陆学艺主编《内发的村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地方政府实施政策的差异是构成乡村治理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在解释地方经济发展，学界习惯用地方政府推动型现代化来描述。笔者以“政府推动”作为检索词，检索1994～2005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篇名/关键词/摘要”，竟选出20929篇文章。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为推动农村发展所进行的“逼民致富”马洁明：《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