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人们的确不会像在没有文字的社会和农村社会那样建筑他们自己的房屋，甚至也不会以一种象征性的方式参与到公共纪念物的建设中。……房屋不再是一种包含了行为规则的教科书，甚至也不是一套能够传给子孙后代的完整的世界观。

——段义孚，2017：94

如果是依靠自然演变的力量，空间结构和样式特征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在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基本变量都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空间形态的改变也是渐进的。因此，即使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的基本空间特征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正如西科拉（Sykora，2001，转引自陈映芳，2012：117）所说：“虽然政治变化和经济系统的核心制度转变在短短几年内被完成了，但居住结构的变化却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从城市到乡村的面貌在短时间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撤村并居”、农民上楼过程中，传统的乡村被大量拆除，新的“村改居”社区就地或就近兴建起来。无论是在社区的空间布局还是在住房样式上，从传统乡村到“村改居”社区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正如列斐伏尔所强调的，空间富含社会性，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脉络，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空间的变革既是资本运作和权力分配的后果，也生产着新的权力格局和社会关系。新的空间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而进一步地，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空间也对社会关系和秩序进行再生产（Lefebvre，1976）。建筑空间呈现一种社会秩序，它的设计特征对各种感觉施加的影响，也具有展示和教化的作用（段义孚，2017：94）。譬如，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主要国家中广泛出现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