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

巴基斯坦客籍工人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尼古拉·柯扎克（Nikolai Kozak）摄于2014年

致谢

2010年春，在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达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的建议下，时任纽约大学副教务长的罗恩·罗宾（Ron Robin）与我接洽，询问我是否有兴趣接受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YUAD）的一份工作。在最初的构想中，我会建立一个社会研究中心——类似在安娜堡（Ann Arbor）运作的那个，并在中东地区开始社会研究。最终，事实表明，并无资金支撑这一雄心，所以罗恩转而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纽约大学国际化体系中一所新设研究型大学的四位创始院长之一）。

康利的建议极不寻常。1999年我转入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身负重建该系的重任——那时，系里的终身教职已被削减至两席。康利是位前途光明的新入行助理教授，我很欣赏他优秀的学位论文，也讶异他年纪轻轻就已经写下一本确实有趣的自传。他无疑是耶鲁年轻教职工中最好的一位，也是竞争者中唯一一位曾真正有望得到终身教席的，但鉴于耶鲁当时为确保教职设置的种种条件，他资历尚浅。

克雷格·卡洪（Craig Calhoun）在纽约大学的职责与我在耶鲁大学可谓一般无二，都是要重建一个并非特别杰出的机构。他很聪明，康利毕业后一两年就看中了他，并提供了纽约大学的终身职位。康利就向我要求同样的待遇。我知道，作为初来乍到耶鲁的一个系主任，我无法做到这些，所以我拒绝了康利对终身职位的要求。多么高尚的年轻人啊，多年之后邀我加入高速发展中的纽约大学。我很感激康利能给我创造这一具有挑战又激动人心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