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有没有潜力？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理论界曾有“靠体制创新不能使农业摆脱困境”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潜力未尽”之争（张宗斌，1997）。不是看这一契约本身所代表的权力域（a bundle of rights），因为它随时随地在变化（Scott Rozelle，1997）。这一具有“变革性意义”契约的诞生机制是什么？促使契约重构的影响机制和其间各要素对契约重构的贡献度如何？从这个角度理解契约重构，进而分析农村扶贫契约的影响要素，成为本文的重点。

引言

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历史轨迹中，农村而非城市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起了主导作用（D.G.约翰逊，1997）。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扬弃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演进的股份合作制、90年代乡镇企业的深层次拓展和目前与农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构筑了农村经济体制变迁的大体历程。

现有的文献倾向于阐释制度渐进式变迁的“原动力”。第一种观点是强调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认为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制度供给者由中央政府承担（杨瑞龙，1993、1998；张宇燕、何帆，1997），但同时也看到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面临障碍时，可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一定阶段扮演制度变迁‘第一行动集团’……”，并指出这是一个 “阶梯状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杨瑞龙，1998、2000；杨其静，2000）。第二种观点偏向于强调经济活动中的当事人面临获利机会自发从事制度创新。同时也考虑到了这是在“地方政府广泛支持和参与下自发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