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明显边缘性特征的一个群体，被称作产生于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中的“第三元”。他们在融入城市的社会化进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与问题，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不完善、不公平的“农村转出”“城市融入”的制度排斥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本因素；能力局限、收入微薄和消费市场排斥引发的经济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现实困境的主要根源；因教育培训机会偏少、职业技能提高较慢、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受限等原因引起的文化排斥是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上升的制约因素；因政治参与途径缺失、参与制度不足、自身参与条件先天不足等因素产生的政治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困境；基于前述几种排斥交织而产生的自我心理排斥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入城市的内在心理因素。

第一节 制度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老一代农民工，虽然具有“三高一低”的时代特征，但总体来看，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仍居于社会下层，他们流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还只是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者。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设计，更多的是一种满足劳动力市场基本需求的制度安排，有的甚至连起码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需求都不能满足。制度设计上的排斥，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现实困境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民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生产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通过非农就业和跨地区流动，大大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了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然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永久定居城市的现象，而仅仅是农村家庭中部分劳动力的季节性转移、循环性转移。这充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