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及数据来源

可肯定地说，未来数十年间，农民市民化将一直是全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正如海涅曾说过，“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那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在推进“四化同步”战略、实现“新三步走”目标的前进征程中，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农民市民化这一重大课题？对此，虽众说纷纭，但“农民市民化”问题不仅牵涉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口，而且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理应成为学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

作为我国最典型的欠发达、欠开发地区，贵州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步伐滞后、市场化程度不高、自然环境恶劣、区位劣势凸显、农村贫困面宽、全面小康程度低……几乎浓缩了我国落后地区的发展形态与一般特征。正是这种“先天性”和“后致性”的不足，导致贵州城镇化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之间的错位，呈现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更需指出的是，当人们欣喜于贵州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倍加感到“农民市民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所有这些，虽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对于贵州地区而言，其农民市民化究竟达到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处于哪个阶段、选择何种发展路径与思路，则是本研究所需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

就本研究而言，选择以“农民市民化”作为研究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农民市民化进程，事关贵州“四化同步”的进程，具有战略性影响；二是农民市民化发展的取向，事关贵州社会结构的变动及趋势，具有系统性影响；三是农民市民化程度的高低，事关贵州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关键性作用；四是农民市民化路径的选择，事关贵州“三农”问题的走向，具有全局性意义。

本研究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