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绝对贫困问题的历史性解决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成就。然而，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意味着相对贫困仍然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特别是脱贫脆弱山区，由于地形复杂，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脱贫农户一旦遭受市场波动、突发状况等影响，可能再次陷入返贫危机中，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和谐发展。所以，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规避风险可以促进脱贫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何做好脱贫山区农户稳定脱贫与发展，是我们接下来需切实关注的实际问题。农村社会组织以其自身独特优势在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推进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农村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整村推进扶贫、精准扶贫等不同时期的扶贫实践中均有所体现。在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内，作为农村扶贫体系的重要多元主体之一，农村社会组织在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及时发现和帮扶易返贫致贫人口、提升脱贫农户生计能力和优化返贫风险应对策略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对于脱贫山区大多数的个体农户来讲，协会、协作会、互助会等类似的自发性社会组织，因其结构较松散、规制不严格、功能较单一等特点而有别于政府或政府主导的组织机构，其在返贫致贫风险防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开发、丰富和推动可持续生计理论与实践在典型脱贫县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应用与示范等中作用突出。

本书首先研究陕南生态脆弱区与河西祁连山生态脆弱区两部分农户的生计状况，分别测度县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了解两部分地区农户参与社会组织情况，分析社会组织在赋能农户生计与抵御风险方面的作用；其次对两个不同脆弱区农户的生计状况与风险进行对比，分析社会组织在不同脆弱区抵御农户生计风险与增进农户资本之间的差异；最后提出增强社会组织影响力的策略。研究结果如下。

陕南地区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不同县（区）农户生计资本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生计资本类型方面，农户社会资本最丰富，物质资本最匮乏；在不同县（区）表现为汉台区农户生计资本最多，商州区农户生计资本最少，南郑区农户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较多，其自然资本相对较少，城固县农户的物质资本明显高于其他资本，而社会资本最少，其余资本均处于中间状态。不仅如此，生计风险方面也有类似发现。特点表现为环境风险是农户面临的最高生计风险，而社会风险相对较小。通过地区之间风险比较来看，城固县农户的生计风险最高，而紫阳县农户生计风险最小，汉台区金融风险、信息风险较大，健康风险最小，其余生计风险在各县（区）非常相近。

河西地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风险表现的特点如下。生计资本方面，农户社会资本最大，物质资本最小，其余生计资本类型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地区方面，甘州区农户生计资本最大，凉州区农户生计资本最小，民乐县与古浪县农户生计资本值相近；不同县（区）农户在不同资本类型方面差异显著。例如，古浪县与凉州区农户人力资本明显大于其他县（区），尤其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古浪县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户物质资本较大，民乐县农户物质资本最小。生计风险方面，健康风险是河西农户面临的最严重的风险，其次是环境风险与信息风险，最小为社会风险；风险总体在不同县（区）之间表现为民乐县农户在所调查地区生计风险最高，甘州区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户生计风险最小且相近，凉州区与古浪县农户生计风险居于中间值；不同风险在各县（区）之间表现差异最大的是金融风险与健康风险，差异最小的是社会风险。

社会组织与农户生计资本、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应对策略选择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也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在陕南地区，农户加入社会组织，加入服务类、互益类、慈善类社会组织都显著提升了其资本积累，如加入服务类社会组织会增加农户的社会资本，加入互益类社会组织对农户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产生显著影响，加入慈善类社会组织对农户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产生显著影响。加入社会组织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农户的生计风险，主要表现在降低其社会风险、信息风险、环境风险。在河西地区，农户加入社会组织、加入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对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均存在显著影响。例如，加入互益类社会组织显著影响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加入服务类社会组织显著影响自然资本等。加入社会组织在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加入互益类社会组织对农户信息风险与社会风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对降低其风险具有重要作用，在金融风险方面表现尤为明显。此外，农户加入社会组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社会组织信任程度、社会组织任务划分情况、社会组织经营情况及农户所属地区已经成为调查区农户是否加入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调查区农户对农村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对农户是否加入农村社会组织的影响最大，其次任务划分明确、有经营来源对加入社会组织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因素对加入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影响不同。

农户面对隐藏或者明显的生计风险，通常采取相关生计策略来应对。无论是陕南地区还是河西地区，从生计风险应对策略选择影响因素来看，社会组织与农户生计风险均对其产生影响。在陕南地区，健康风险、信息风险与社会风险显著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社会风险越大，农户越倾向于选择出售农产品、动用存款、外出打工等策略，信息风险越大，农户热衷于向社会组织求助策略，健康风险对不同策略选择的影响各有不同。社会组织状况对农户低价出售农产品与向社会组织求助的影响明显，其次是动用存款与外出打工。影响农户加入社会组织的因素会间接影响农户生计资本与风险。在河西地区，是否加入社会组织、是否加入服务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状况，以及农户面临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是农户选择向社会组织求助或者出售农产品的决定因素。当农户加入社会组织、加入服务类社会组织且社会组织任务划分明确时，农户更愿意在面临风险时向社会组织求助，但是当农户面临严重的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时农户更愿意使用低价出售农产品或其他的生计策略。

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凝聚力，赋予当地居民更多权利，并增强了他们参与决策过程的能力。为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健全现代社会组织信息公开机制、健全组织运营人才机制、加快信息化建设、构建党领导下的依法治理机制等方面路径与措施，更好地发挥农村社会组织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抵御生计风险、遏制返贫的作用，有效防范区域规模性返贫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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