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力量通常是与政府的行政力量相对而言的，指能够参与、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对各类社会事务产生影响力的群体、组织或个人。改革开放后，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社区、社团组织、慈善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逐步发展起来，我国党和政府的“刚性”政治动员随之“柔性”化为社会动员，各类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的动员和组织机制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日益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我国各类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发展进入快车道，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防控和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等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其重要作用也受到政府高度重视。为更好地支持社会力量发展并在应急管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央先后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慈善法》等法规政策，明确要求完善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联动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充分发展，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积极作用，为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并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

近年来，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的指导鼓励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社区、社团组织、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同时，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经济平台、新媒体等新型社会力量也迅速发展。本书选择社区、社团组织、平台经济组织、新媒体、民间科研力量、慈善组织、志愿者等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力量，结合其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动员和参与的典型案例，以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动员和组织参与情况，深入分析社会力量动员机制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成效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突发事件应对中社会力量动员机制的完善建议。

总体而言，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的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力量动员机制也得以改进提升，在参与应急管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社会力量自身发展及其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动员组织机制方面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亟须加以改进和完善。

为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力量动员机制，亟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制定完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发展的法律政策，特别是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社会资金支持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培育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以承担更多的社会治理职能；二是要修订完善突发事件应对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权利和责任，使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法规更具可操作性；三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采取不同的激励保障形式，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的激励保障机制，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可持续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中并发挥积极作用；四是加强政府政治动员和社会力量社会动员的联动机制，强化全过程、全阶段的社会力量总动员与协同组织机制，体现中国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的发展目标；五是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在社会力量动员与组织中的运用，完善社会力量动员与组织机制的技术支持和配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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