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为生态文明建设勾画出了一张宏伟蓝图：2020年前，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050年，要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已经绘就，生态文明体系构建的路径也日益清晰。宁夏地处西北内陆，是我国北方防沙带、丝绸之路生态防护带、黄土高原—川滇生态修复带“三带”交汇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宁夏时指出，宁夏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维护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并明确提出要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努力下，推进国土绿化，保护森林资源，实施精准造林，开展荒漠化治理，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实行全区域草原禁牧封育的省区、全国第一个实现沙漠化逆转的省区，生态环境总体上向好的方向转变（张浩，2019）。不过，宁夏的森林、绿地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很多地方还是不毛之地，加强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屏障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离不开人们的环境意识问题。以往关于“环境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群体环境意识的调查研究、不同群体环境意识的差异性研究、公民环境意识变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及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等方面。有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尤其是80后、90后在环境意识水平上要高于其他年龄群体，但是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认识还是相对欠缺（刘森林，2017）。此外，有学者利用CGSS2013的数据研究发现，整体上来说，城镇居民的环境意识要高于农村居民；在生活环境意识方面，东部地区居民的环境意识最强，而在自然环境意识方面，西部地区居民的意识最高；在收入方面，中高收入群体的环境意识要明显高于中低收入群体；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同样与环境意识成正比（李艳春，2019）。除城乡、区域、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外，环境意识同样存在代际差异。有研究发现，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年轻人的环境意识，总体上比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的年长者的环境意识强。而且，家庭人均年收入、社会福利状况、政治面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传统媒介使用频率和新媒介使用频率对环境意识有着显著的影响，并在年轻人和年长者中的影响存在代际上的差异（刘森林、尹永江，2018）。有学者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视角对环境意识的差异进行解释。有学者基于城乡的角度认为，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环境意识，因为城镇居民更可能接触到环境恶化问题（Dunlap R. & Van Liere K.，1978）。也有研究者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指出，社会阶层位置较低的群体一般生活在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脏乱的工作环境和破旧的娱乐设施，更容易引起他们关注糟糕的环境状况。因此，底层群体相较于中上层群体，环境意识更强（Buttel & Flinn，1978）。有学者从文化的视角指出，接受教育有利于个体获取环保知识和加深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环境意识水平，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意识越强（Jones R. & Dunlap R.，1992）。甚至有学者直接指出，日常生活领域的环境行为与不同的情境有关，最为一般的情境是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Brand K.，1997）。环境意识受多种因素影响，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的社会属性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类型、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家庭居住地、工作单位，以及宗教信仰等；二是社会结构因素，如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地理条件、环境科学发展水平、政府管理体制、主导价值观念、媒体的关注程度以及环境教育的普及程度等。

除了环境意识之外，环境行为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西方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就着手进行环境行为研究，并出版发行《环境与行为》《环境心理学》等专业期刊。而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专注环境行为研究，2000年以后有关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崔凤、邢一新，2012）。学术界对环境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多，且研究学科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建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对个人环境保护行为进行研究。

在环境行为的概念与内涵方面，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都尝试对环境行为进行合理的概念界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达成共识。有学者将环境行为定义为“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或各种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己的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行为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环境影响”（王芳，2006）。还有学者依据概念外延的不同总结了两种关于环境行为的理解，其中广义理解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行为，而狭义理解仅将环境行为理解为个体层面的行为或环境保护行为（崔凤、唐国建，2010）。关于环境行为特征的探讨，有学者将环境行为视为一系列要素的复合体，通过对其进行解构发现：环境行为从行为本身来看具有正反两重性，从行为主体来看具有多元性和互动性，从行为发生空间来看具有差异性，从行为结果来看具有滞后性、复合积累性和外部性，从行为动因来看具有利益驱动性，从行为制约因素来看具有社会性（王芳，2007）。也有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环境行为与社会的互动上，认为环境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与特定的社会因素相关，以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进行，其结果不仅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其他的社会关系（崔凤、唐国建，2010）。

在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综合各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政策性因素、社会性因素以及个人因素。尤其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关系存在不少争议。一种观点以洪大用等为代表，认为环境行为是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维度，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四个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环节（洪大用，1998）。另一种观点以周志家等为代表，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存在维度的交叉，若“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周志家，2008）。人们普遍预期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即环境意识较强的人具有较多的环境保护行为。不过，也有研究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行为呈现相关或不相关关系，应更为具体地探讨不同类型的环境意识与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行为之间是否相关以及怎样相关（刘建国，2007）。由于环境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都具有多维性，不同研究的操作化定义和方式也有所不同，进而得到的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焦开山，2014）。

本章旨在对宁夏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当地居民对于环境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当地居民的环境行为进行整体的调查分析。对不同居住地与不同民族身份的居民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具备的环境意识、所掌握的环境知识，以及环境行为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焦开山:1978年出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现任中央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等。自2011年入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以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2014年和2019年），参与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子课题负责人）和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子课题负责人，重要执行人员）。近5年来，出版专著2部，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民族研究》发表论文2篇、《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3篇、CSSCI期刊发表论文5篇。

郭靓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