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欧洲国家正面临福利开支大紧缩的问题（a“big squeeze”）。在资源受到限制的同时，已有的健康照护和养老金将需要更高的支出，其背后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日渐增长的日常支出，以及预期值的日益提高。与此同时，年青一代也提出了新的需求，集中表现在三个领域：（1）促进有关儿童照顾、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以及反性别歧视的立法建设，从而保障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平等工作机会；（2）由于技能和就业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所以需要加强培训和就业支持，以提高就业质量；（3）在不平等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为底层提供更多的福利和工资。相比为年轻人提供的服务，老年人所享受的服务开销更大，不过建立得还算完善，也受到选民的支持。给年轻人的福利资源投入却在不断缩减。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紧随其后的经济停滞和开支紧缩加剧了资源投入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积极（activation）和社会投资型项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些项目不仅支出少，而且会很有经济竞争力。这些项目通过儿童照顾、教育、培训和职业支持服务，来帮助妇女和年轻人获得工作机会，并通过提高他们的技能以减少贫困。欧洲经验是，在应对性别和家庭问题时，社会投资项目表现出一定优势。中国目前也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过程，为了应对各方面压力、刺激国内消费，社会支出也在不断增加，未来中国是否会发生和欧洲相似的问题我们还不得而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在平等的框架下实现公平，那么就需要重新考虑积极政策的局限性。

PeterTaylor-Gooby:英国肯特大学社会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