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案例关于医疗和养老方案的发展轨迹显示，扩大保险覆盖率有多种路径，为减少分散化成本，需要涉及各类参与角色、制度安排以及流程等。关于分散化问题，虽然日本有一套体系，可以对不同保险社团的医疗和养老保险计划，在部门内和方案间进行协调，也可以实现医疗和养老保险在不同体系间的转移衔接，但是整个体系仍然很分散。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台湾开始时医疗方案很分散，但是通过国家对不同保险社团的强力协调作用，实现了单一保险付费者方案。这两个案例中，政府对财力雄厚的保险社团和资金不足的保险社团之间的重新再分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问题是为何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分散的医疗保险方案最终得到统一，而日本的医疗体系即便有着不菲的卫生财政补贴，以及具有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能力的强大而高效的政府，但是从它没有一个单一付费者这个意义上说，它仍旧处于分散化的状况。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发展型的正面典范，考虑到它们均由分散的体系开始发展其医疗保险体系，并且沿着相似的轨迹扩展，直至韩国和中国台湾将它们分散的体系整合为单个统一付费者体系为止，这一点更有意义。韩国和中国台湾采取与日本不同的道路，将分散的体系整合为单一付费者体系，通过对其中的原因进行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因素。首先，民主化政治为推动建立医疗保险单一付费者体系起到了显著作用。选举制度的出台为通过政治竞争来解决分散化医疗保险体系问题提供了空间。与威权统治时期对已有体系进行零星和渐进式扩展相比，在民主化进程中两个国家（或地区）的执政党发起的变革要大很多，这是因为执政党面临政权维护的不确定性，政治支持不能再依赖于选择性的分配联盟，不得不寻求广泛的民众支持。其次，政策反对者们的反抗都很微弱，其中台湾还存在反对党内部分裂的情况，韩国也存在大公司的雇主和工会针对政策重点进行策略选择的问题，这些都减少了保险体系改革的成本。

相比之下，日本缺少这些因素。首先，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由独裁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主要由外国力量操控和引导，未能给政策变革创造政治空间。政治家们为获取选票所需要做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其次，部分是由于党内派系政治，导致首相的行政权力被削弱，而且国家和地方政府中的官僚体制根深蒂固，彻底变革非常艰难。频繁的部门改组导致部门领导力薄弱，与财政部门相比，社会和劳工事务部门尤其严重，这种官僚主导的决策体系，是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却不是社会福利政策改革的驱动力（Oyama 和 Takeda，2010）。“政治家统治和官僚统治”的体系至少有效运作至70年代中期（Johnson，1978）。尽管政客和官僚们没有整合分散性保险社团的举措，但是官僚们对于诸如医疗保险方案整合等任何激进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我们可以在小泉政权领导下的邮政私有化进程一案中看到这一点。最后，日本官僚体制的无能也是分散性保险社团得以延续的一个因素。自7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家们获得了更多权力，官僚们在制定社会政策方面再也不能全盘掌控，不得不频繁地商议撤换政治上任命的部长。这种政治家和官僚们在政策热点上必须竞争并达成妥协的“双重政府”，未能为彻底的政策变革创造出有利的环境。90年代初期，经过了10年的经济停滞，社会需要更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导致了选举制度变革等一些激进的改革，消灭了党内派系竞争和腐败，并且通过减少部委数量来简化管理并加强首相及其内阁的领导力和执行力。这些改革使一些经济和公共政策改革获得有限的成功，例如邮政私有化，但其中不包括社会福利政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