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柯文的关于“打破‘1949年’的障碍，寻找内在连续性，而不仅仅是断裂”的观点，意在强调历史连续性，主张研究者挣脱时间的限制，寻找社会内部的延续性。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强调结构的二重性，结构是不断地被卷入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麻国庆认为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社会文化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话语而中断或断裂，相反，在今天也能看到社会和文化延续性的特点。上述论点皆围绕社会的连续性与结构化展开。无论是研究乡村社会还是都市社区，都应当观照到时间这一视角，但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本身的内部连续性和文化延续性。早在两三百年前，小江这个位于偏远贵州山区的乡村社区已经发展出了股份制的经营形式。不论是建立有形的会馆，还是出于各种具体目的而组织的多样化的“会”；不论是佃山栽杉还是买卖青山木材，都可以凭借资本或者劳动力入股，成为股东——当然，房族是首选，其次才会询问到其他姓氏或者其他村落。小江地区的移民从迁入到入住，在过程中——包括两大帮派的形成、两大会馆组织的形成，形成了鲜明的特点。作为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组织，会馆在某种程度上同清水江流域存在的形式繁杂的“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会馆与“会”在小江地区不仅组织起了不同的人群，为小江社会增加了多样化和复杂性，同时，会馆与“会”作为一种可追溯的社会组织，也让我们发现小江社会的延续性及其内部的整合。

朱晴晴:朱晴晴 山东青岛人，现就职于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先后在云南大学、中山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族群与区域文化，近年关注社会组织与乡村社会治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