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视角回顾和评述中国的发展干预及相关研究，可围绕三条脉络：首先，在最近30年的发展主义展现过程中，国家的发展大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要背景，可以说，在实践的很多场域中难以区分国家与非国家（或社会）的联结点；其次，国际性发展产业的介入和由此催生的自下而上的发展干预活动是发展干预研究的另一条重要脉络；再次，在上述两条脉络交错下还凸显关于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探索和争论，这条线索可以概括为：从进化式发展到多样现代化，再到后发展。在中国向“发展援助输出国”转变的时刻，重新理解中国的发展干预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涉及对过去30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特征的重新认识。关于发展干预的人类学讨论应该从对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独特性”深入理解开始。

朱晓阳:0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1982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3～1995年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学专业，获研究生文凭；1996～200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麦格理大学学习，获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政治/法律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小村故事：罪过与惩罚（1931～1997）》《小村故事：地志与家园（2003～2009）》《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从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视角》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Positions：Asia Critique等学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谭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