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规模空前。极重灾区和重灾区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近5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不仅受灾的规模超乎想象，抗震救灾工作的规模更是令人窒息。地震后，因为大片极重灾区成为高地质危险地带及大面积房屋严重倒塌损坏所造成的受灾群众疏散转移和临时安置的规模超过1500万人次，使用各类帐篷估计超过200万顶，建设过渡安置板房达80多万套；整个救灾过程中解放军投入兵力近15万人，此外还有更大规模的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预备役投入救援；地震后救治因灾伤病员37万人，超过10万人住院治疗，重伤人数超过15000人，其中跨省转运治疗伤员人数超过10000人；仅从地震发生到5月底，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累计投入抗震救灾资金超过200亿元。以上随便列举几个数据就已经清晰表明抗震救灾规模之大，特别是这些都集中发生在短短几个月，甚至一个月时间内，可以说汶川地震的震级、烈度和伤亡人数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但救灾规模绝对是空前的。这也难怪很多人把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规模与一场战争相类比。汶川地震这一特点虽然非常突出，但并非独一无二，实际上绝大部分巨灾的应急救援工作的规模和紧迫性都与战争有类似之处，要求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巨灾发生后，一个良好有效的动员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在常规性突发事件下，乡村地区应对突发事件主要依赖于上级政府部门动员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是由中国目前应急体制和实际社会经济条件共同决定的。但是当巨灾发生后，由于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等社会基础运行条件的中断，这种常规性突发事件下应急工作的假设前提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汶川地震后，由于交通和通信的毁坏和暂时中断，以及交通和通信修复后，上级政府对具体乡镇人、财和物输送的数量、种类和持续性等方面都无法确保。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应急体制下，乡村地区又缺乏充足完备的应急人力、应急物质及应急资金的准备和储备。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应对巨灾，乡村地区基层领导者就必须发挥个人的能力积极筹集和获取各类人、财和物资源。也就是说，由于乡村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应急制度的安排，缺乏一个有效的巨灾后动员机制。对此，就需要乡村基层领导用个人的动员能力替代制度化的动员机制。动员能力是乡村基层应对巨灾领导力的重要维度。

张欢:1976年生，天津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Ash研究所担任客座研究员（Asia Programs Fellow，2009～2010年）。研究领域包括公共政策、应急管理和社会管理等，曾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管理世界》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近期出版了《应急管理评估》（2010）、《巨灾下的乡村领导力》（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