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叙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主要国家文学发展历程的浩繁的文学史著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而闻名于世的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是艺术生态学思想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不可否认，他对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有着重大贡献的艺术理论家丹纳是十分钦敬的，他说：“对于我，泰纳是德国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付消毒剂。我被丹麦的德国式的教育所封闭了的才能，他给我打开了途径。”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本节所引勃兰兑斯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他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的扉页上，也真诚而庄重地写上：“敬献伊波利特·泰纳先生”。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他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以巨大的热情努力传播丹纳的艺术理论，他的《当代法国文学》一书就是以此为目的而撰写的，其理论主张又极为鲜明地显露出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原理的印迹，有的甚至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作为“一个能够把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各种斗争和问题用观念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严峻的批评家”，勃兰兑斯自有其建构文学理论的独特的历史功绩。就文艺生态学角度而言，这就在于，他将文艺生态学思想渗透于其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对文学历程的追溯中，表现出西方历代艺术批评家鲜有的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视野，表现出对文学世界的总体与个体、宏观与微观相互融合的自觉把握，从而将前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和理论方法不但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和深入化，而且更加具体化了。如果说，斯达尔夫人的文艺生态观表现出了一种地域学的特征，丹纳较多地是从对雕塑、绘画等艺术品种的分析入手来展示其文艺生态观，那么，勃兰兑斯则推而广之进一步具体、较为全面地运用这一理论方法于文学研究领域中。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他是文学研究领域中系统实践文学生态学理论方法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