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率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经济学界最为关注的问题。根据GDP的支出法统计，2005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47.9%，比“六五”开端的1981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而且仍呈上升之势（图19-1）。

图19-1 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1978～2005年），根据支出法GDP统计

中国的储蓄率之高及其持续时期之长固然令人困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为棘手。作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供给面，高储蓄率显然构成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另外两个表现在需求面上的突出问题——居高不下的高投资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高顺差——的物质基础。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3.4%，比1981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则在同年达到了4.5%的创纪录水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无论高投资如何令人担心，亦无论巨额顺差引发的贸易摩擦如何让人不堪忍受，在国内消费率未能如愿提高的前提下，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须容忍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一点，目前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需求管理的困境，令我们不得不再次将分析的视野转向硬币的另一面，即国民经济的供应方面。于是，更细致地分析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成为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团”并制定相应对策的关键之一。

对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在总量层面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展开的。例如，笔者（2005）就曾从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的综合角度分析了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投资率问题。此类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变化的一些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的影响，从而指明中国当前的“三高”并不能简单地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