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第266页。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稳定更是压倒一切的力量。但这种稳定的实现有赖于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具有原子化个人的弱势群体——西部少数民族农民常常在社会发展的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采取越级上访、聚众“抗法”等非制度化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为此，要减少乡村社会的风险，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必须首先保证西部民族地区乡村的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行为选择就比较关键。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有效治理标准探讨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也是风险社会下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标准。如这一标准深化和展开，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文化繁荣将是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标准，可具体量化为表14-1的指标。但是，这些指标是否真的适合评价乡村有效治理呢？下面我们看看乡镇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的评价。

表14-1 乡村有效治理的标准

如表14-1所示，乡镇工作人员和村干部认为乡村有效治理的首要标准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认可率高达81%左右，接下来，他们的观点就发生了分歧。就乡镇工作人员而言，他们认为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充实、村干部公正廉洁、农村社会风气良好、农民文化素质较高、村容整洁、村务公开、村民的参政意识较强、邻里和谐团结友爱、少数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以及村干部间的凝聚力较强是重要性依次递减的衡量标准，村干部的顺序则是村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