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私民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它是消费的公共责任单位（如：政府）卸除其在消费领域（尤其是集体消费领域）里的部分公共责任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对消费公共责任单位的职能的部分失效，私人或家庭部门不得不自我承担起本应由公共责任单位承担的责任。既然公共责任单位未能充分履行其公共责任，那么，家庭部门必须积极填补公共责任单位的部分失效所留下的功能空白。

家庭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来处理责任承担问题。一方面，面对外部的公共责任单位的缺失或功能（局部）失效，家庭不得不承接本应由公共责任单位所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从家庭内部来说，家庭成员之间也有一个相互间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或履行各种的义务的问题。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感和消费的公共责任单位的责任履行状况构成“天平效应”。一边重了，另外一边就轻了。由于消费的公共责任单位的缺失和功能（局部）失效，家庭成员之间就加强了他们各自的义务感。外部环境（公共责任单位的履责状况）的不理想状况，刺激了内部环境（家庭内部的责任承担）的强化。或者说，结构性的消费私民化，促使文化性的消费私民化的形成。所谓文化性的消费私民化，指的是在结构性的消费私民化（公共责任单位未能有效履行其公共责任），家庭和私人社会形成了一种相互间主动承担义务的“私域公心”的儒家文化。

根据费孝通的观点，家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人口的繁衍、抚养和培育。在某种意义上，家庭就是一个生育制度（费孝通2008）。但是，在母系社会，孩子的生父并不负有直接的抚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到了父系社会，孩子的生父才承担了抚育孩子的责任。可见，家庭的出现，意味着孩子的抚育责任交由双亲来共同承担制度的正式形成。在此意义上，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