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期以来，城市偏向型的发展战略不仅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蔡昉，2003），而且相对于城市来说，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城乡之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差距悬殊（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课题组，2005）。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具体实践，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丁学东、张岩松，2007）。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农支出为7161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近2.5倍（财政部，2010）。

然而，投入增加并不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决定因素。按照公共经济学理论，如果公共品的供给能有效地满足居民的需求偏好，则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便处于偏好匹配的均衡、有效状态（阿特金森、斯蒂格里茨，1994）。据此，Shah（1998）提出了“回应性”（responsiveness）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只要与民众的需求偏好相一致，无论政府在某一支出项目上投入多少都是合理的。

那么，农民的需求偏好是什么样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否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偏好呢？现有的不同供给模式是否都能够满足农民的需求偏好？如何创新现有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的需求偏好？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绩效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从农民需求角度来研究农村公共物品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并突破了以往研究停留在定性和理论分析层面的局限，经验研究特别是基于大量数据资料的研究开始出现。刘义强（2006）基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于2005年组织的一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调查，考察了农民公共产品的需求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