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分散控制权：政策发包的组织监督策略

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的增量体制，在嵌入基层治理体制与机制过程中，彰显出“分散控制权”的规则属性。乡村治理场域，项目控制权分为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监督管理权和激励分配权四个维度。项目制制度规范和组织原则塑造了控制权的静态配置规则，而项目政策下乡过程中，委托方和代理方及多元代理主体间的资源差异带来控制权博弈和乡村委托-代理关系异化，导致新“乡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及项目制基层实践意外。研究对分散控制权概念的引介在回应乡村治理研究由主体向规则转向的同时，也从制度和规范层面提出了化解项目政策下乡实践困境的相关对策建议。

项目下乡与乡村自主性

进入后税费时代，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项目形式进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桂华：《项目制与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分析——以农地整治为例》，《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4期。项目制作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实践，不仅关系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而且直接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书编委会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1。由此，如何发挥项目制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并克服其基层实践困境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有关项目下乡实践困境的论述，分析较为深入，产出不少有影响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项目制视为一种治理模式，既是国家治理的增量，又深嵌于国家治理体制与机制中。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项目治理实践与行政科层制技术治理之间的制度张力成为项目制嵌入科层制的结构性难题，同时又为科层制政府及其权力主体利用项目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