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对生育配套政策的关注与我国的人口政策变化有着直接的影响。2015年，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全面两孩政策）的人口政策；2021年，我国再次修订了该法，提出“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全面三孩政策）。可见，我国的人口政策由控制走向宽松。然而，人口政策的放松并没有带来预期的人口增长。从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中可以发现，2013年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及出生率在次年得到提升，但到2015年就开始回落；2016年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当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再次得到提升，但是次年即出现出生人口下降的情况。同时，很多研究发现，我国公民的生育意愿整体偏低，总和生育率已经跌破警戒线。很多学者指出，生育意愿并不是“水龙头”，只要拧开（放宽人口政策）就能释放出来。面对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我们还需要转变思维，通过一系列生育配套政策来有效解决家庭“不敢生”和“不愿生”的问题，从源头上缓解生育和养育成本对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生育配套政策在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对生育配套措施的关注也是新时代国家在民生领域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其中，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等领域均涉及儿童的生育和养育问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