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人口迁移流动机制研究评述

（一）人口流动开始从早期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逐步进入家庭化迁移阶段

传统移民研究局限于个体劳动力的经济诉求，而家庭及家庭政策研究视角的引入，使移民从简单的“劳动力”还原为有着多元需求与角色的完整“社会人”。主流研究大致形成“经济决定论”—“资本决定论”—“社会制约论”的发展脉络。①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差异是移民的主要动因，移民是预期收入最大化的选择，预期收入不仅由工资差距决定，也与就业机会有关（Todaro，1969）。20世纪80年代，新迁移经济理论把家庭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劳动力迁移取决于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Stark and Bloom，1985）。上述观点强调移民预期收入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经济决定论”缺乏对涉及家庭等广泛社会因素的关注。②石智雷、杨云彦（2012）进而提出“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机制，“家庭禀赋”是指由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家庭资源。他们认为较高的人力资本促进外出就业，较高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则促进回流返乡就业。“资本决定论”丰富和发展了单一线性的“经济决定论”，从正面充分论证了家庭在移民决定因素中的复杂影响。③“社会制约论”反面立意，强调城市的社会提供与社会政策的滞后，制约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较低，发达地区家庭团聚的生活成本较高，而欠发达地区优质资源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携家带口的吸引力不够（杨菊华、陈传波，2013）。农民工返乡是城市政策与城市社会所形成的定居障碍的结果；捆绑福利的户籍制度使人口流动的推拉力失去效力，造就了农民工融入与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