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农民是关键的行动者，家户则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单元。农民并非同质性群体，家户内部不同性别成员的需求和利益也并不一致。大量性别研究和分析表明，在家庭内部，两性之间存在角色和分工的不同，也存在利益冲突、资源分配和权利关系的不平等（Agarwal，2003）。

通过“性别透镜”分析发展政策和发展过程，是近半个世纪的一次重要思想转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伴随对现代性和传统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女性/性别问题逐渐被纳入发展议程。以埃丝特·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的研究成果《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1970年发行初版）（Boserup，2010）为代表，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女性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发展政策对该群体产生的影响，从性别视角分析发展政策及其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对“发展是性别中立的”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并揭示了内嵌于具体发展政策和实践中的男性偏向，以及现代话语和父权制结构对女性的生产与再生产角色、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的盲视（Razavi，2009；Jackson and Pearson，1998）。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思想逐渐获得广泛认同，即忽视性别关系和性别差异的发展模式，不仅会给女性的发展机会和福祉带来负面后果，也会影响农业效率的提高和减贫等发展目标的实现（Simmons，1992；Agarwal，1990）。

这一次思想转型倡导重新审视发展进程中的性别关系，凸显了女性被长期遮蔽的劳动、贡献和需求，也推动了对发展过程中性别问题的认知及相关行动实践（Tinker，1990）。20世纪70年代以来，围绕女性与发展的关系，国际上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