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实践中，尽管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十分重视，并将其提升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高度，因而从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的层面看，已经几乎不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但是，从农民工市民化的层面看，农民工市民化率提高的速度并没有制度创新的进展那么快，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这似乎成为制度创新的“创新—效果悖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或者说制度创新的实际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农民工市民化及其制度创新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青木昌彦似乎早有预料。他在集大成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专门强调了他的新制度观（博弈均衡制度观）适合于制度分析的五个理由，指出了制度关联和相互依赖对实施效果的意外影响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他认为制度之间是彼此关联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就是相互依赖的制度之间稳固而连贯的整体性安排；但是制度化关联和互补关系为整体性制度安排抵御来自域内外的变化提供了一定的耐久性，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它们也影响着制度沿特定方向的演化。一项新的制度的实施之所以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制度和现存的制度环境之间缺乏必要的“耦合”。这说明，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效率和可维系的，否则就会造成制度之间的冲突。

制度风险理论则进一步解释了制度冲突的后果，即产生制度风险。真正的制度风险是反身性的制度风险，即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出现偏差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李文祥：《社会建设中的制度风险与制度协调》，《天津社会科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