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经济特别是对农户的研究中，始终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斯科特提出的“道义经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与波普金的“政治经济”Popkin，Samuel L.，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以及由此形成的“道义农民”与“理性农民”，构成“斯科特-波普金”论题纷争的核心。有学者指出，“农民的行为选择究竟是理性的还是道德的恐怕并不是一个真问题”，“农民的行动选择与企业经济行为所依据的只是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之别”。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年第5期。究其原因，两种视角所分析的对象——农民似乎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大趋势是“流动”，表现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远离故土、外出打工，所谓的“386199部队”则留守家乡。2021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七普”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3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7亿人，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5亿人。联增村是贵州1.8万余个行政村的“典型”或“缩影”，联增村村民也同全省600多万跨省外出务工人口数据来源为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贵州省201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2019年6月19日，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