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作为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农村社会生活转型之际，其生存状况逐步呈现社会生活隔离化、社会身份边缘化、经济能力弱势化等“去价值化”和“去道德化”的趋势。在家庭养老的现实难题和制度养老的遥遥无望之中，李村老人并非坐等垂垂老矣而陷入生存困境，而是积极运用“生活理性”原则建构自己的晚年生存保障。在他们个体化的日常生活中，李村老人几乎都在践行自我养老的实践安排。他们依托土地，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勤勉的自我生存保障实践。本章内容重点考察个体化的李村老人生产实践情况，看他们如何在晚年实现自我供养和自我生存保障；在日渐变迁的社会现实中，如何运用生活理性来为自己的晚年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撑。本章研究的老年人实践活动仅限于身体健康、自己参加劳动的老人，对于那些身患疾病，已经退出了日常生产领域的老人，本章内容暂时悬置其相关实践的讨论。

第一节 农村老人生存保障体系的渐变

老年群体经济地位日渐衰落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伦理经济”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尤其在乡村社会中，这种伦理经济是整合传统日常生活机制的源头。梁漱溟论述道：“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而且父母在堂，则兄弟等亦不分；祖父在堂，则祖孙三代都不分，分则视为背理。—曰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别，而日常生活实以分居为方便；故财不能终共。于是兄弟之间，或近亲之族之间，便有分财之义。初次是在分居时候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通财，在原则上是要偿还的；盖其分际又自有不同。然而作为周济不责偿，亦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