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些转变使人们不断追求幸福，影响着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提升公众幸福感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科学家也纷纷对幸福感的本质以及如何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水平进行深入的探讨，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都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丘海雄、李敢，2012）。虽然不同的学科对不同的影响因素有所侧重（边燕杰、肖阳，2014），但已有研究关注最多的是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其中“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研究发现最负盛名，即从横向比较，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强于低收入人群；从纵向比较，个人或国民收入的增长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高（Easterlin，1974、1995、2001）。“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在学界引发了大量关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争论，争论聚焦在到底是绝对收入、相对收入还是收入不平等影响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受上（鲁元平、王韬，2010）。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更是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显著提升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据联合国2015年全球幸福指数统计，中国在158个国家（地区）中仅位列第93位。这让我们认识到，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更取决于社会质量的高低（韩莹莹，2016），即涉及社会保障、公共秩序、社会安定、社会凝聚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社会因素，都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幸福感的判断（林卡，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