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提出“半城市化”这一概念来刻画当前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处境，并从多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论述，认为这种“半城市化”状态虽然在城市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应长期存在，尤其不应“结构化”，否则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损害城市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整合，当然也会使农村流动人口付出更多的社会代价（王春光，2006）。那么，近三年过去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了呢？有人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农民工研究领域最新的热点之一”，并认为，目前农民工已经实现了职业、社区市民化，而身份市民化也是大势所趋，下一步应该是生活方式市民化，或者城市性的积累（王兴周、张文宏，2008）。最近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处境的政策，从取缔收容遣送制度，到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给予农民工子女平等的教育地位，修改《劳动合同法》等等。从这样的制度和政策演变上，我们似乎看到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正在逐渐地得到破解。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但是，“半城市化”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制度、文化、行动和心理问题，迄今为止的所有政策调整尚未达到化解“半城市化”问题。所谓“半城市化”，指没有彻底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或者说是“城市化的不彻底”状态。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完全的市民权，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以及对城市社会没有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在社会认同上出现内部化、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