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工业化与城市化被认为是极大地改变人们生活并引起西方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社会学视角下的家庭研究即使在社会学发达的欧美国家，“家庭社会学”学术领域自20世纪中叶以后才慢慢建立起来（西野理子、米村千代，2019：2），在此避免使用“家庭社会学”的说法。均主张工业化导致传统家庭模式的瓦解这一观点。具体而言，传统的三代同居大家庭因工业化而分离，最终演变为符合新工业体系要求的核心家庭（Parsons and Bales，1955；Goode，1963）。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人们从农村迁移至工业中心城市。农村移民在适应工业化生活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传统的亲属关系网，丧失了传统文化（Wirth，1938）。直至70年代，美国家庭史学家开始批判帕森斯（Parsons）的“孤立的核心家庭”理论与古德（Goode）的“核心家庭工业社会适应”理论。他们通过介绍从前工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欧美家庭实例，试图提出相反的论点（Demos，1970；Greven，1970；Laslett and Wall，1972）这些研究指出，无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生与否，围绕核心家庭的亲属关系网都会存在，并且在互助与交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拉斯雷特为中心的剑桥学派的研究成果（Laslett，1965）以及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omas and Znaniecki，1918）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指导。同时，阿里耶斯的《儿童的世纪》（Aries，1962）给予了理论借鉴。这些研究成果为家庭史提供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并非把前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