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更确切地说，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

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2012：2）

国家制度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弱势精英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深刻动摇了乡村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构（李培林，2004）。农村集体经济日渐式微（何路社，2012），公共服务缺失、留守家庭失范等社会问题频繁发生（刘燕舞，2013；朱海忠，2008；吴霓，2004），乡村衰败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制约了国家在基层的治理能力。乡村衰败呼唤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中的精英群体；打工经济所引发的劳动力大规模离乡，使得农村社会传统精英严重流失（吕洪良、吕书良，2009），那些具有一定文化资本的大学生村官顺势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

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旨在储备、锻炼基层人才，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鲜血液。这批大学生村官是乡土社会中的新精英，也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王亚华、舒全峰，2018）。结合相关文献以及田野经验，笔者发现，制度、文化、性别、家庭角色等因素使大学生村官，尤其是女大学生村官，在劳动过程与日常生活实践中处于“多重弱势”地位。具体表现为：国家制度外的游离者、传统乡土中的异乡人、乡村政治中的瓮中人、男权话语中的依附者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叛道者。

第一，国家制度外的游离者。大学生村官既不属于《公务员法》中的国家行政编制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也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从本地选拔的“内生型干部”；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