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根本原因理论”的有关论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中间机制是多重复杂的，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难以穷尽。事实上，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疾病构成模式的变化，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中间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一些旧有的机制逐渐被新兴的机制所替代。例如，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物质资源机制的重要性已经明显下降，而社会心理机制俨然成为地位综合征的主要形成机制（Marmot，2004）。

具体到中国社会来说，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以及急剧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地位综合征的表现形式并非如发达国家那样整齐划一，甚至部分健康指标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呈现反向关系。由此不难推论，中国社会的地位综合征的形成机制必然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限于篇幅，本章主要利用CGSS2010数据，从物质资源机制、生活方式机制、社会心理机制以及社会环境机制四个方面讨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这些中间机制变量与健康的关系模式。

第一节 物质资源机制

物质资源与健康的关系

关于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首先会想到的解释机制就是物质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这也是1980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健康社会学关注的焦点。概因所有生物维持生命和健康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资源为基础，不同社会地位群体之间由于物质资源占用的不同势必影响其生存机会和维持健康的能力。尤其是贫困所导致的物质资源的极端匮乏，历来都是造成疾病和死亡的重要元凶。事实上，古人早就观察到，疾病似乎特别“偏爱”穷人，在面对几乎所有疾病时，穷人比富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高（考克海姆，2012）。而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同样也是与普通社会成员真实生活水平的改善有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