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步建立健全了养老、灾害救助和医疗卫生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增进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福利，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稳定。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积极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消费动力长期不足，居民储蓄率也一直居高不下。这一问题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将其描述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事实上，中国居民的“高储蓄”，本质上体现了消费动力不足和“过度储蓄”的问题。该问题也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同时突出强调了进一步激发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09/20/content_5324109.htm，2018年9月20日。。客观地讲，如果我们不能明确中国居民储蓄率变化的具体成因和作用路径，就无法针对性地通过消费体制机制的升级和其他配套改革实现上述政策目标。

20世纪60年代末，Leland（1968）提出预防性储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