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对科层体系的重构

韦伯认为现代官僚行政方式建立在理性支配的基础上，是一种高效率的组织方式。现代官僚制的运行有以下原则：第一，存在明确的官职管辖权限，官僚治理结构中有明确的义务规定和保证任务完成的强制性手段；第二，根据职务等级制原则与上诉渠道原则确立了一种公认的高级职务监督低级职务的上下级隶属体系；第三，对现代官职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件、一个下属官员班子以及各种文员为基础；第四，官职的管理通常以某个专业化领域的训练为前提；第五，公务被作为主要的活动并要求官员为之付出全部的工作能力；第六，对官职的管理遵循稳定、详尽的普遍规则（韦伯，2010）。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理性的官僚制一直是中国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导模式（裴峰，2004）。

官僚化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任务的量化扩展；二是行政任务的质变，尤其是文化、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韦伯，2010）。扶贫科层制的建立在时间上滞后于整个行政体系，并伴随不同的阶段而产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动。在贫困治理方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扶贫政策，对于贫困的关注也是包含在整体国民经济的宏观发展中，之后随着对贫困认识的加深、贫困标准以及贫困线的划定，作为一项行政任务的贫困治理逐渐被提上议程，扶贫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开始自上而下设置专门的扶贫机构。

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一方面，扶贫任务发生变化，精准脱贫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政治高度，在行政压力下要在5年内使7000多万名贫困人口脱贫、12.8万个贫困村摘帽、所有贫困县退出，脱贫压力激增；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信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于贫困人口的调查以及相关数据信息的搜集手段的创新也对贫困治理方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