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矫正立法进程

社区矫正的相关政策和指引性文件，为社区矫正从试点走向“百花齐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但是既有政策体系呈现出碎片化、模糊化、可操性差的特征，使社区矫正在实际执行中出现政策走样、理念偏差和权责不对等的问题，社区矫正相较于监狱刑罚执行的优势尚未完全得到释放（杨柳，2018；郭华，2017；张传伟，2010）。因此，适时制定和颁布《社区矫正法》不仅事关社区矫正工作的高效和高质开展，也关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一）社区矫正法的历史：制定出台一般规范性文件

在我国，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监狱刑罚在刑法体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区矫正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自2000年始。2001年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出台《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对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下达“社会服务令”，通过公益服务和思想教育达到矫正错误、重塑人格和社会融入的目的。2002年，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司法部《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报告》上做出批示，提出在现有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先行试点。此时上海市最早进行社区矫正试点。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上海市政法委牵头各有关部门，在上海市三个基层社区率先实施社区矫正工作。随后，上海市在三个区全面推行社区矫正。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称“两高两部”）下发《关于在我国试点社区矫正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成为首批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2004年底，社区矫正被列为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内容之一（田兴洪，2011）。2005年初，两高两部再次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