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村级治理是基层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现代发展历史定位”（本书编写组，2017：8）。新时代不仅是时间层次范畴，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准确定位。对于农村而言，新时代体现的是与传统乡土时代有明显发展差异的新阶段，囿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及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大批农村青壮年进城，诸多农村区域被征地拆迁变为城市，村民生活生产方式理念异质化趋向明显，一系列农村构成要素变迁重塑了新的农村“景象”，费孝通先生笔下的“熟人社会”也逐步转入“半熟人社会”，中国农村发展也由此进入了新的乡土时代。

新乡土时代对于农村发展是时间节点，更是中国农村未来发展的新判断与新定位。契合村民自治法理要求，如何基于新乡土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更好解决村级治理不畅的现实难题，是有效落实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自农业税免除以来，我国乡村基层治理方式和运行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村级治理模式也由间接治理向直接治理转变，乡镇财政空壳化倒逼下的基层政府几乎丧失治理功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渐行渐远，村级治理由此面临较大现实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是中国发展的短板，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需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本书编写组，2017：26）。“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治理体系的提出为当下农村“悬浮”明显的村级治理输送了“甘露”，指明了村级治理不仅是村民自治，还应借力于“法治”与“德治”的手段，为实现村级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