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整个社会愈加重视环境保护，想走出一条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谋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相协调的绿色发展，来自各方的环境规制必然能产生一定的作用。中国环境规制工具的发展是伴随改革开放、市场化而不断更新发展的。根据赵玉民等（2009）的研究，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深化的过程，由最初的纯粹依赖政府的标准制定、排污许可等行政管制到市场经济发展后，出现了排污税费、环境税等市场刺激的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与协会的自愿协议、各种生态标签的发展又形成了自愿性的环境规制。近年来随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愈加重视，基于公众参与的环境规制也渐成体系。因此，环境规制本质是一种约束性力量（赵玉民等，2009），无论主体是谁，目的都是保护环境而对参与各方提出一种限制约束，或有形或无形，以谋求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机遇。

然而来自各方的环境规制并非越强越好。李斌等（2013）、王丽霞等（2018）均认为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存在门槛效应，且“波特假说”的检验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张成等（2011）研究显示在我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形关系。这些研究均体现出环境规制存在一个适度性问题，只有适当程度的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发展，才能真正达到绿色发展所要求的经济、自然、社会三方协调。

在一切环境规制对各方影响的研究之中，必然存在规制强度的测算问题。只有精确的强度测算才能真正反映地区的环境规制状况，才能形成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本文将基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来测算中国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得到各区域的综合得分，反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