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滞涨时期，福利国家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都遭受了较大的冲击。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地位发生转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后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公共管理领域，随着传统公共管理的官僚制本位走向市场化基础的新公共管理主义，国家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也随之改变。新公共管理主义倡导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和市场化，强调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和管理绩效，寻求通过对私人经济的规制来实现国家和市场或社会组织在公共品方面的责任分摊，使得福利多元主义变得流行起来，“多元服务供给模式被提出”（萨瓦斯，2002）。传统福利国家过度强调国家的责任不再具有政治基础，国家、市场、社会等主体之间的关系重新组合，以国家为主的福利框架逐渐让位国家—市场—社会的合作主义架构，混合福利开始成为欧美国家的主要福利形态。

混合福利在某种程度上与福利多元主义交替使用，其最初源自1978年英国《沃尔芬德的志愿者组织未来的报告》，但在福利历史发展中早已存在，即认为福利供给由国家福利、市场福利、志愿性福利和非正式福利等组成，但混合福利时代的真正到来要到福利国家改革阶段。作为改革内容“福利多元化”“福利民营化”“公私伙伴关系”等，要求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都参与到公共福利的供给中，而政府则需要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多元关系。这也是社会福利理论体系与社会政策框架设计的核心议题，即“如何处理国家、市场、社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制度安排的基本结构特征和社会结构功能的最佳组合模式”（刘继同、冯喜良，2005）。

在中国，随着20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福利领域也经受了自由主义的冲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