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与之相伴随的疾病模式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型。在国家人口结构持续老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在“残疾”的状态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老化、失能使老年人变成照顾依赖群体，需要他人的协助来安度自己的晚年，以确保生活品质。由于缺乏制度化、普惠性的长期照顾制度安排，专门向失能老人提供照顾服务和生活照料的长期照顾政策却一直缺位，失能老人的长期照顾责任公共化程度较低，我国的家庭实际承担主要的照顾责任。一般而言，家庭照顾者提供主要的生活照料服务，而慢性病相关保健服务则由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医疗保险体系承担。

在制度层面上，提供社会养老服务（主要是生活照料服务）由民政部门主导，提供慢性病预防服务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提供慢性病诊疗服务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导，我国的长期照顾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碎片化的体系。尽管构建长期照顾体系已经由国家老龄委的推动而进入政策议程，但是由于缺乏共识，以及部门间协调的困难，我国长期照顾制度的发展一直存在不同的取向。

三种典型福利体制

在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的分析视角下，福利体制有三种，分别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欧陆为代表的保守统合主义福利体制及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Esping-Andersen，1990）。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中，政府扮演的是残补式的角色，因此相当依赖资产调查的目标定位方式；同时，它对社会公民权的保障也尽量限缩，以避免破坏市场的自由运行。而保守统合主义的福利体制则将社会保险的提供与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巩固联结起来。因此在这类体制中，社会保险的设立是依职业类别为区隔的，同时为国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