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政府中，战后老年保障制度的发展或多或少就已完成了。然而，几乎从老年保障制度成熟的那一刻起，关于“养老金危机”迫在眉睫的讨论就开始了。这些讨论的强度，时机和言辞在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变化。然而，到了80年代中期，第一次真正努力改革国家养老金制度，以解决该“危机”的措施才得以开始实施。80年代后期，跨国界的改革运动获得了发展契机；90年代中期，更是加速发展。直到今天，这个改革运动仍处在发展过程中，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到1997年，几乎所有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都至少在较大范围内重新对老年保障制度进行了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契约最稳定的特征之中，老年养老金是较突出的一个，但是现在，它已经明显受到急剧的政策变化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对“老年人的福利国家”的长期“改革”进行了讨论，也因此而使其背后的重大问题开始产生。

福利国家是慢慢萎缩还是仅仅重构呢？重构就意味着主要关注世界银行（1994）和无数保守的智囊团等提倡的某些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福利国家假设吗？在该模式下，对老年收入保障的集体供给将被私有化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退休储蓄模式所替代，而国家仅保留满足最贫穷人群的收入需求之类的剩余责任吗？当大量老年人发现他们处在一种相对贫穷状态时，所有这些改革就将会对这并不遥远的过去做出回应吗？

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些“重大问题”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对经合组织国家中的老年人福利国家的前景有如下结论。几乎毫无例外，21世纪，老年人福利国家的规模将会比现在大得多。道理很简单，因为对退休金需求的增长要比政策制定者削减保障权益在美国，“en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