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以适度规模为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带动大量农民离开农业、农村。在我国特殊的集体所有制形势下，集体内部的封闭性和集体成员的流动性决定了“不在村地主”的长期存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歧视和排斥决定了“人家两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如何处置这些人在原籍以成员权为基础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以下简称“三权”），受到广泛的关注。自2003年以来，相关法律和政策文件在“三权”处置问题上经历了从重保障功能到重财产属性、从直面“一权”到直面“三权”、从强调“维护”到强调“转让”的演进过程。叶兴庆、李荣耀：《进城落户农民“三权”转让的总体思路》，《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2期。在此背景下，中央政策层面适时提出探索“三权”退出机制，以盘活农村资产，继续发挥城乡间资源再配置效应，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为了解“三权”退出试点地区探索状况，农户面临现实退出选择究竟如何决策，对退出补偿有何诉求，课题组于2017年7～8月，对重庆市梁平区、成都市温江区、泸州市泸县三个农村改革试点地区开展调研，基本情况如下。

调研基本情况

（一）农村改革试验区背景

1.土地承包权退出：梁平区的改革实践

2014年11月，重庆市梁平区获批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2014年底农业部《关于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和试验任务的批复》把梁平区纳入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在前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验的基础上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验，逐步总结出三种退出模式：一是“整户退出、集中用地”模式，以稳定的城镇住房、收入和社保为前提，整户永久退出，退出15户共82.12亩地；二是“整片退出、定制用地”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