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

——顾颉刚和谭其骧，《禹贡》发刊词，一九三四年

引言

这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这个概念的讨论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是“何以中国”讨论的主要部分。比如葛兆光从东亚、内亚等角度来讨论中国宋明以来的历史叙事（葛兆光，2011）。杜赞奇从地方、区域的角度来叙述中国近现代史（杜赞奇，2008）。孔飞力对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讨论中，也强调有其独特的“中国”问题（Kuhn，2002）。这些讨论是在历史学界的知识的积累上对“中国”这个概念的反思。同时，“中国”的概念也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关。从内和从外看中国的角度不同。比如中国、美国、日本的学者对“中国”的认识不同。不同时代的学者，基于其身边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同。中日战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界对“中国”的讨论不同。“中国”的复杂性也与中国的民族的多样和疆域的广大有关。比如最近姜永琳讨论了明代的“中国”概念在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和湖广、贵州的“苗区”的不同（Jiang，2018）。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对话，极大地增加了对古代国家、文明起源等问题的认识。比如社会科学对人类合作方式、能源汲取方式、战争和收入平等程度对国家起源的影响的相关研究（Boix，2015；Cameron，2016；Harari，2014；Morris，2015；Vu，2010）。

教科书中对中国历史的书写非常重要。历史教科书重要的一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