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开启了战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奇迹不仅建立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上，也同时确保了所得分配的相对平等，使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面临一连串的社会经济结构性转型，特别是全球化与去工业化的结构性转型，逐渐地使台湾所得分配状况恶化。90年代以降，台湾开启了一连串的社会政策与立法，包括各项的福利津贴体系（如：老农津贴、敬老福利津贴、身心障碍福利津贴、中低收入户老人津贴等）、制度化的社会保险体系（如：全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劳保年金化），以及各类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立法（如：性别平等法、小区照顾服务体系等）。这些社会福利立法以及改革，逐渐地让台湾社会福利体系法制化与制度化。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法制化或制度化，实际带来的意涵在于能够促进劳动的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以及削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所得不平等问题（Esping-Andersen，1990）。社会政策体系成为在面临这些结构性转型时的政策性工具之一。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如社会保险、社会津贴政策，不仅使台湾的社会政策趋于完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结构性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补偿机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简略地介绍台湾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结构；透过文献回顾的方式了解所得不均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化与去工业化；透过家庭收支调查资料，呈现台湾目前的所得分配状况；依据家庭收支调查，了解社会保障体系的所得移转效果；进行结论。

台湾社会保障体系结构

一般而言，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了主要以现金给付为主的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社会津贴（soc